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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文质:对教学现场管理的思考

2020-07-19 11:56

我大学毕业时,我们班主任对我的鉴定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适合做教师,所以我就没有被分配到学校,而是到了福建省教育学院,然后又到了教研室。

我工作后,晚上就在一所成人院校讲课,那些人都是为文凭而来。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来学习,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人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该怎么组织班级?怎么把课讲好?怎样让课堂更有吸引力?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位福建师大的朋友来听我讲课,当时教室很大,人坐得满满的,他坐在后排,我没认出他。下课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听你两节课了。”

我问他:“听我的课有什么感受?”他说:“你的课虽然讲得非常好,但是课堂组织能力太差了。整堂课乱糟糟的,你怎么讲得下去呢?”说实在的,面对这些复杂的学生,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怎么来改善课堂纪律。

 2017年,我在《教师博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可能低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难度》。这篇文章6000字左右,比较长,发到公众号上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几百个公众号转载,而且还上了一些网站的新闻首页,比如腾讯、新浪、搜狐等。它成了我写的所有文章里传播得最快、最广的一篇。按正常的逻辑,这么长的文章,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人去读。但是这篇文章揭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艰难但又不被人重视的事情,比如我刚才说的组织学生、组织班级。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组织50个人学习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做起来实在太难了。

美国著名教育家博耶曾经问高中的校长,一个班级,学生人数在30以下和30以上有什么不同?那些校长都说没什么不同,不管学生多少,我们都一样上课。

博耶听完后非常生气,他说:当学生超过30个的时候,教师的注意力就从个人转向了对班级的控制。这句话我想老师们一定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怎么来控制、怎么来调节、怎样来改善学生的听课状态呢?学生的智力差异,学生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各自不同的爱好和目标等,都会给教师的班级管理带来巨大的麻烦。起码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收放自如。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不停地讲话,当时我真的特别生气,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如果你不想听,请你出去。”有时候你一旦说出这种话,就麻烦了。他回答说:“我就不出去。”你该怎么解决?我总不能说“下课后我们小树林见”!最后我只好“拿出我父亲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人骑马出去,结果被对面骑马的人把马鞍碰坏了,那个人就说:“你赶紧把我的马鞍修好,不然我就拿出我父亲的办法来对付你。”对面那人就赶快帮他把马鞍修好了,然后问他:“你父亲的办法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父亲的办法就是背着马鞍,牵着马回家。” 

当时我说“拿出我父亲的办法”,就是我只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继续上课。其实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觉得做这样的教师真的是很没尊严。但是,有时候你必须接受这种没有尊严的失败,这样你才能够慢慢成长,这不是知难而退,而是迎难而上。如此你才会想着怎么努力去改变自己,改变课堂的组织方式,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改变你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毕竟课堂文化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后来我意识到,和谐的师生关系建立在师生正常交往的基础上,只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师生关系才有真正的意义。良好的师生关系还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加强学生对教师所教学科的情感。所以说知识是需要经过情感的加温的。如果没有经过情感的加温,知识是冰冷的,是没办法深入人心的。

之后每次讲课,我都会仔细研究,反复琢磨我的讲课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属于我自己的风格。这就像文学家们经常说的“风格即人”。但是就讲课风格而言,也都是有利有弊的。比如像我这种极有耐心的授课者,每次讲课,精心听的听众,反馈都是“娓娓道来,如沐春风”;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嘈杂的会场,我也会掌控不了全局,有过沉痛的失败经历。

大概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某地一所学校讲课,那天来听课的大概有800多人,下午两点半开讲。开始的时候,我没打算中间休息,讲了一个半小时后,还是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休息一下。但是休息完,回到会场的就只剩下200人左右了。

你想想,800多人来听课,结果休息完回来的人不到200,你该有多尴尬?这课还怎么讲下去?

当只讲过几场课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有一种挫败感,觉得可能是我水平不够。但现在,我已经是讲过一两千场课的人了,不再会这样认为了。

我只会认为,可能是在策略上我有些失败,当时不该让这些老师出去——但是即便你认识到这样的错误,它也可能会经常发生。有一次,我与一位教授被某教研室请去讲课。进入会场后,我发现那些去听课的老师,进场的时候要刷身份证,下课后也要刷身份证。我很好奇,就问坐在前排的一个主任:“为什么听课也要这么严格?”那个主任说:“我之前请这个教授来讲课,觉得他讲得很生动。讲完以后,我很想上台好好夸他一下。结果上台一看,整个会场只剩下十几个人。200多人结果只剩下十几个人,大部分人都从后门偷偷溜走了,这让我感到很羞愧。那天中午和这个教授一起吃饭,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教授可能也不好意思,匆匆忙忙吃完饭,就走了。”

辛辛苦苦讲的课变得无意义,这需要讲授者有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有时候你可能想都没来得及想,这种情形就发生了。

所以作为一个教师,你就得不断地承受孩子成长过程中对你所构成的各种各样的打击、伤害和各种复杂的冲突,这样你才能真正成长。

而教师的专业成长和生命成长,一直是一个体系的,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教师的专业成长就是生命成长,生命成长一定有助于专业的成长。特别是那些在困境中不断反思与突破而获得的生命成长,它是和专业成长看似无关联却又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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